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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彭冲）余华英曾因拐卖杨妞花等11人被判处死刑，9月19日，她的丈夫王加文也因拐卖儿童受审。9月19日上午，王加文涉嫌脱逃罪、拐卖儿童罪一案在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人民法院开庭。新京报记者从被害人家属及其代理律师王文广处获悉，被告人王加文当庭认罪认罚，法院将择期宣判。起诉书显示，王加文和余华英曾在丽江及大理分别将两名儿童拐卖至河北邯郸。2023年11月16日，云南省丽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民警来到河北邯郸，找到了一名20年前被王加文、余华英拐卖的被害人，并帮助寻亲成功。今年1月，云南省大理市公安局民警又在河北邯郸找到了另一被害人李聪，并帮助李聪与亲生父母相认。李聪的母亲卿素华告诉新京报记者，儿子2002年被拐走时只有四岁，此后父母一直在寻找。“今天的庭审持续约4个小时，过程相对顺利。”律师王文广透露，两名被害人家属均出庭。卿素华希望能严惩人贩子，同时，她将在民事诉讼阶段提出550万元的民事赔偿。新京报记者了解到，王加文今年66岁，户籍地为重庆市大足区。他曾于1990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服刑两年后脱逃。检方查明，王加文脱逃后使用王伟、张伟等化名藏匿于重庆、云南、福建等地，其间多次犯罪并被判刑。2023年9月，王加文在逃31年后被抓获归案，上述两起拐卖儿童案也浮出水面。由于新案件的发现，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也被发回重审。2023年9月，余华英因拐卖11名儿童，一审被判处死刑。余华英认为量刑过重，提起上诉。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年年初，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法院认为，原判遗漏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为查清余华英全部犯罪事实，应予重审。2023年11月28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二审现场。 图源：贵州高院微信公众号王文广透露，除了此前查清的11名儿童，余华英还涉嫌拐卖另外6名儿童，“其中2名就是此案中与王加文共同拐卖的。”编辑 刘倩 校对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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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庭作为法院的“神经末梢”，贴近基层、融入一线，是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前沿阵地。近年来，山西省各级法院人民法庭以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为切入点，做实指导调解的法定职能，抓前端、治未病，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实质化解，切实提升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水平。各地人民法庭探索了一些有特色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本期选取6个典型，介绍他们的做法，展现“枫桥经验”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焕发出的生机和活力。
山西某煤矿与上海某公司的合同纠纷已历时6年，马厂法庭受理案件后，法官实地走访涉案建筑物，联系当时工作人员了解情况，查询当年类似施工工程报价，又多次询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和困难。最终通过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愿，山西某煤矿支付了上海某公司98万元施工费用。“做法官的要俯下身子，多走访、多调查、多了解、多倾听、多交心。”韩旭辉的话至今影响着马厂法庭的每一位法官。
河西法庭庭长周国洋介绍，“一室四站”工作平台就是一个“调解工作室”，法庭调解员深入辖区五镇两乡一办事处走村访户、“下乡巡诊”。四站就是“综治联调站”，协同派出所、司法所、网格员、联络员等k1体育app，发挥对村规民约更为熟悉的优势，在前端化解纠纷；“道德观察站”，邀请老党员、老英雄、老模范“三老”调解纠纷，以品德力量感化、指引当事人；“法律帮扶站”，资深律师参与调解，为村民们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心理疏导站”，聘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因案而宜进行心理干预，开展心理疏导。
“我丈夫从车上掉下来摔死，你们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赔款？”“他属于突发严重疾病猝死k1体育app，不属于乘车意外险的理赔范围，我们公司不能理赔。”前不久，一起交通事故的双方当事人在大同市交通事故一站式调解处理中心吵得不可开交。新旺法庭调解员介入后提出建议，在没有尸检报告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调阅交警部门的讯问笔录，通过事故发生时当事人的身体状况等记录，查清死因，再继续依法调解。根据调解员的建议，该起纠纷最终得以依法化解。
此外，新旺法庭主动延伸职能，与大同市云中商贸城12个楼座110名管理人员建立微信工作群，搭建起了商圈内矛盾纠纷快速反映通道。2023年，商贸城收到12315平台反馈投诉2516件，绝大多数纠纷在法官指导下及时化解，部分疑难复杂纠纷由法官会同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现场调解，所有投诉纠纷全部在源头化解，无一件进入诉讼程序。
“和事佬”调解工作室受理这一纠纷后，认为当务之急要解决孩子的上学事宜。于是，法官先后走访学校、村委会、镇政府了解情况，积极联系教育部门，帮助小山在新学校顺利入学。随后，法庭、调解工作室邀请检察、妇联、团委、教育、村委会共同化解这一纠纷。经过调解，几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纠纷圆满调解后，法官、调解员还专门到家中探望小山。
在赵某与某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赵某认为医院草率诊断无流产风险且未尽照护义务，导致其出院后当晚流产，医院未依规做胎盘病理检测，存在重大过错，要求赔偿损失。医院认可自身存在责任，但双方因赔偿数额产生分歧，一直未达成调解协议。“医调委工作微站”启动调解后，法官、调解员、心理咨询专家一同前往赵某居住地，向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街坊邻居了解情况，对赵某进行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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